在新宋的乡野间，维系一方安宁的从来不是县衙那几纸文书，而是宗祠里那面斑驳的铜锣。
每逢初一十五，乡绅们领着族中子弟在祠堂议事——哪家佃户该减租，哪条水渠要疏浚，连孩童启蒙的社学该请哪位先生，都在那些雕花楠木的厅堂里定下章程。
从朝堂重臣到穿皂靴的公人心里都很清楚，青砖黛瓦的宗祠里供着的不仅是祖宗牌位，更是一整套乡约民规。
催粮征税要靠他们，平息械斗要靠他们，就连灾年设粥棚，也得靠这些地主调派各房媳妇带着佃户女眷们支起大锅。
在此地，或者更多地方，对性资源的调配竟然也是乡绅在发挥作用。
陈老爷院里自然不会听到“煎心鞋”的铃铛，那些穷得连鸳鸯箸都置办不起的光棍汉，但凡能在陈家廊桥中分得几夜春宵，一定会死心塌地替他卖命。
这套法子比什么圣贤道理都管用——以田间劳作表现来实现的性资源的乡村公义，其实用性对我有很大启发。
“你家老爷当平夫多吗？我指的是……村中成亲的庄稼汉。”
“当然多了，石桥村一共三个大姓，除了我陈家之外，还有林郎将家，吴御史家，村子里大抵五千多人，有二百多户庄稼人娶妻生子，我家老爷……蓝颜就不算了，平夫就当过十来家吧！”
我又细思蜜婚制在乡村中的可行性——由于性资源过于集中，上层男性也很容易获取，再加上还要交上一笔不菲的保证金，蜜婚在乡村落地的意义可能远不如城市。
而且，陈老爷这种方式无疑更能调动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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