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新志回想着当时的场景，笑道：“他们各自为战，使出了浑身解数。核心策略就是卖惨加卖身：一方面极力渲染自身危机的紧迫性和可能引发的连锁灾难，另一方面拼命展示自己仅存的投资价值——主要是相对廉价的基础设施、特定的资源以及……全面降低甚至取消对我们投资的审查门槛。”
“这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游旭眼睛一亮：“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类重要资产的投资，这原本就是我们设定的、愿意进行长期战略性投入的领域之一，并不在纯粹的‘救急’上限之内。”
如果能借此机会，以较低的门槛和成本，获取一些关键节点的基础设施权益，对长远布局是有利的。
然而，跟工业项目和基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兰新志却显得冷静得多。
“问题是这个口子开起来容易，但里面的水可能很深。”
他的语气甚至有些忧虑：
“除了像希腊比港这样具有显著地缘战略价值的点，或者西班牙、葡萄牙的部分旅游基础设施可能有些潜力，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本质上都是负资产……运营效率低下，维护成本高昂，潜在的社会、劳工、环保问题一大堆。”
“贸然接手下来的话，很可能成为‘白象工程’，带来巨大的财务和政治负担，甚至可能成为我们日后被诟病和攻击的靶子。”
兰新志的话像一盆冷水，让游旭的头脑冷静下来。
套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袁建生打破了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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