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眼神阴沉得能滴出水，牙关紧咬，下颌线绷紧得像要断裂。那份被梦颜拍回来的补充账单，正狼狈地躺在他盖着的薄被上，像一个无声的嘲讽。
管家僵在原地，大气不敢出，额角的冷汗再次滑落。他感觉病房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
梦颜说到做到。
当天傍晚，她就顶着依旧未散的怒火和一颗被现实碾得麻木的心，拖着那个装着她全部家当（几件旧衣服、洗漱用品和那个贴着小傻猫的保温杯）的廉价行李箱，像个孤魂野鬼，离开了那座金碧辉煌的“牢笼”。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比她阳台塌陷那晚还要大。雨水冰冷地砸在身上，迅速将她浇透。她没打伞，也懒得打。湿透的头发贴在脸上，雨水顺着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她漫无目的地走在雨夜里，像一叶被狂风巨浪撕碎了帆的小舟。去哪？不知道。家没了，工作大概也黄了，还背着一屁股根本还不清、也不想还的“霸总债”。巨大的疲惫和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将她吞噬。
最终，她用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在城中村一个极其偏僻、环境堪比难民窟的小旅馆里，租下了一个单间。房间狭窄、潮湿、散发着霉味，墙壁斑驳，窗户漏风，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和一个摇摇欲坠的破桌子。
她把自己扔在那张散发着可疑气味的床上，裹着潮湿冰冷的薄被，听着窗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隔壁传来的各种嘈杂声响，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接下来的三天，她过得浑浑噩噩。手机关机，与外界彻底失联。饿了就啃几口楼下小卖部买来的最便宜的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像只受伤的野兽，独自舔舐着伤口，也逃避着外面那个有谢辞存在的世界。
与此同时，谢家的气氛却降到了冰点。
谢辞当天就强行出院了，不顾医生的劝阻。他的右手依旧裹着厚厚的纱布，行动不便，脸色因为失血和怒火而异常苍白，但周身散发的低气压却比南极的寒风还要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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