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便说过，在大明官方的基层制度上，其实是没有“乡、镇”这些概念的，这些都是自发形成的民间聚居区，在官方的标准里，只有“都”，所以在洪武二十四年第二次攒造黄册时，又规定组编里甲时应维护“都”这种原有的乡村区划的完整性，比如一都有六百户，将五百五十户编为五个“里”，剩下的五十户则分派于本“都”，附各里长名下带管当差，不许划拨别都人户补凑。
此外，在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福建等田赋数额较多的布政使司，大明还陆续建立了粮长制度，也就是负责税收时征粮的。
但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里长还是粮长，现在都开始走样了。
就拿里长制度来说，一方面是逃户问题，因为税收繁苛，即便没有了徭役的压力，农人的压力极大减缓了，可依旧在灾年有大批逃户，这就导致了里甲寥落户口萧条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是里长轮流做，可都是按照十年前的家庭收入情况来衡量的，到了十年后，可能轮到的人早已家道中落，一旦需要赔垫，那就是要闹到家徒四壁都赔不完、垫不完的。
第五百三十八章症结
显然，人都是会黑化的，你不能在利益面前指望人的道德自觉。
一些里长为了减轻自身压力，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任期内捞钱，就会借经办征收赋税之机，与衙门的官员吏胥税官等相互勾结，共同为非作歹，粮长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清理基层豪强和胥吏的时候，同样要大力整顿已经有些趋于崩坏的里长和粮长制度。
第二点，则是“经催”问题，也就是胥吏对于税收解运过程中的上下其手，这常常被基层官吏视为敲诈勒索的好时机，姜星火此前说过，便不赘述。
第三点，是“投靠”问题。
所谓“投靠”，在明初一方面是在土地田亩方面，士绅豪强通过所谓飞洒、诡寄、花分、挂虚等等方式，将自己的土地登记在别人名下，规免应承的税粮负担；另一方面是指应服徭役的男丁，为逃避沉重的摇役，被迫投靠到士绅豪强户下，成为豪门庇荫下的家丁、义男、庄户等等.不过好消息是徭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很多投靠在士绅豪强户下的人口，现在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户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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