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包括杨士奇在内的内阁众人，都很清楚，为什么皇帝看中国师，而不是他们这些饱学之士，因为国师的施政方针，完美符合皇帝的利益取向。
漂亮话说的再多，道理在实在，剖析的后果再精确，在皇帝那里都没用。
朝廷缺钱，国师能在不造成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搞钱，他们不能，就这么简单。
坐在龙椅上的朱棣，不在乎杨士奇们所担心的人心啊、统治难度啊这些问题，因为朱棣是彻头彻尾的武夫思维，他手里刀把子够硬，全天下都得听他的，以实用为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用。
而朱高炽则相反，他没有父皇的条件，同时也是典型的儒家思维，要的是最低成本地有效治理，而且是长期治理。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他们对待姜星火的政策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如果理解了这种基于受教育程度和人生经历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那么对于仁宣时期，主动放弃大规模国土的「仁宣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后来堡宗的事情，堡宗当然可恨，但要是没有朱瞻基放弃开平卫，导致北京在事实上直接成为北部国防线的一环，那么其实这场仗是不用在土木堡这种距离首都根本没多远的地方打的，对此朱棣就说的很透彻「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而放弃开平卫等一系列前哨防线，缩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使得苦果早已埋下，甚至不夸张的说，女真能跨过长城入寇京师，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见杨先生直接被自己干沉默了，朱瞻基缩了缩脖子，半晌才说道：「姜先生很厉害。」
「是很厉害。」
杨士奇到没有垂头丧气，但是多少有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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