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初所说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也是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点了点头道：“所以，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说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后来的儒学，自从经学开始，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
张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观点，他复又说道：“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方才取得独尊地位而这时的儒学，早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经学。”
所谓经学，便是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传统儒学，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特点的学术体系，经学的产生，对儒学的推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纵观两汉四百年，经学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而东汉中晚期更是如此，选拔官员都是要看经学水平的，故此在当时也多了很多诸如卢植、郑玄等以经学名满天下的大儒。
“玄学呢，有可取之处吗？”
“.狗屎不如。”
“理学自然更不可能，我们总不太可能从理学里找到打败理学的东西。”
张宇初也是这般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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