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斐潜对于汉朝制度的一种态度，并不代表斐潜就因此胆怯，或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每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对合理性。
斐潜大可以喊一些什么成王败寇的口号，但是斐潜知道，喊了之后，弊大于利。
汉代地主豪强取代春秋贵族，也就是小农经济战胜早期的奴隶制，或者叫做早期封建领主经济，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一味的强调指出社会发展阶段不能随意跨越，无疑又是一种过渡简单化的，所谓先进取代落后线性叙事的片面表现。
历史上的制度，并不能单纯的分出好坏，而且改变的过程，也并非纯粹先进取代落后。就像是汉代地主豪强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过程，包含暴力兼并、政治投机、与旧贵族的融合，很多新地主本身就是旧贵族转化而来的。其取代过程，也是充满血腥、反复，并非简单的先进生产力就可以轻松淘汰落后生产力。
而汉代之后的士族门阀，也并非是取代了什么战胜了什么，而是在封建地主阶级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体现为高度的世袭，高度的垄断。隋唐之后的也就是在人才选拔机制上做了演进，也不是彻底的打破封建地主阶级。
最关键一点，任何的统治阶级上台，如果仅仅只是靠所谓的竞争胜利，那么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结论。
因为这所谓的成王败寇，忽视了合法性与社会基础。
统治阶级上台固然是政治军事斗争胜利的结果，但维持统治远不止于竞争胜利。它需要构建合法性、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或促进，至少不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稳定。
历史上许多通过暴力上台的统治集团，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政权、还有施行领主奴隶大庄园经济的辫子，其统治模式未必比前朝更先进，甚至可能是历史的倒退破坏。所以说统治者胜利，不一定其就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发展方向。
故而，生产力是否先进，并不能成为统治者上台的前提，还需要考虑历史变革的复杂性。不能以统治者胜利来模糊了阶级内部的演变与阶级取代的区别，这种部分正确的论调，无疑是危险，且具备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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