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建立长期感情的能力呢？你和他的关系如何？博士。”席勒问道。
莫拉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很抱歉，我是一个基因学家，我只是在研究生时期取得过社会学和心理学学位，我没有执照，也并不专业。”
“我提供给他一定的陪伴，或许也教育了他，但我并没有与他建立任何长期的关系，我更像是他在一堆陌生人当中最熟悉的那个。”
席勒轻轻摇了摇头说：“心理干预来得太晚了，那么他的父母呢？你认为他和他的父母的关系如何？”
“我很少听大卫提起他们。”莫拉说：“不过有一次，在我做实验的时候接到了警报，来到研究中心的接待大厅才知道，刚刚有一个我们这里接收的孩子的家属过来闹事。”
“对方的反应非常激烈，他认为他的孩子已经完全的康复了，应该离开，结果他的孩子当着他的面表现了变种能力，于是他就疯狂的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兑现承诺，没有把他的孩子变成正常人。”
“保安告诉我，刚刚大卫也在旁边，一开始他还表现得很正常，但那位女士开始发疯之后，他表现得有些奇怪。”
“哪里奇怪？”
莫拉摇了摇头说：“我们不能随意查询监控，但是后来我去找大卫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害怕，一直在念叨一些……我不知道，完全不像是他应该说的话。”
“那是什么？”
“二战、大屠杀，某些发生在德国的事。”莫拉抿着嘴说：“我猜测，可能是他母亲跟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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