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还是大明朝的商人政治地位太低导致的。
农业为“本”,工商为“末”之说,源自管仲、商鞅、韩非等先秦思想家。
管仲率先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认为“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他还在齐国推行“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商鞅主张劝农抑商,认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韩非则明确提出“农本工商末”的言论,将工商业者列为“五蠹”之一,属国家打击清除之列。
此后,“重农抑商”思想便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官方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做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皇帝,自然把古之圣贤的话视为金科玉律,所以在制定大明国策时就是偏向重农抑商,对商人限制较多。
至于商税极轻,那其实也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大明百废待兴的需要。
而他严令禁止官员对商人进行盘剥,更多的恐怕也是因为他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使然。
海运能否取代漕运,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至少魏广德是这么想的。
他当然不会头铁的去和漕运利益集团碰撞,那只会让他粉身碎骨。
还是只能用滴水穿石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打破漕运集团坚固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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