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乱平定后，朝廷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海禁不可维持，所以开港几乎是必然选择。
倭乱以后，海防体系已经破坏，朝廷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走私，在这种堵不如疏的情况下，开海就自然而然成为共识。
换句话说，大明的开海，一方面是部分利益相关方的推动，更大的则是被时局所迫。
所以隆庆开关选择了漳州月港这个扭捏的地方。
而苏泽请求开港登莱，以及开港直沽，群臣也是捏着鼻子认了。
开港之后，这些港口确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这也让朝中对开港的态度逐渐软化。
但是组织舰队下西洋就不一样了。
海上风险大，而且下西洋是需要花钱的，群臣也看不到好处。
这一点上，苏泽倒也不苛责群臣目光狭隘。
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个陆权国家，而且物资上高度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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