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么是通过新技术，在旧产业获得技术优势的工坊主，比如使用新机器的北方丝棉产业主。
要么那干脆是新行业的工商业主，比如制皂业主，毛纺业主，制糖制酒业主。
杨思忠将他们定义为“工商新贵”。
这些人都是从产业和政策的改革中获得好处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从苏泽推动的技术变革中获得红利的人，他们显然亲近苏泽，支持苏泽的政策。
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刚刚获得财富，所以家族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
他们不像南直隶的工商业主，他们早已经通过联姻、捐赠书院供养子弟科举等方式获得政治地位了，不需要苏泽这套“四民道德”来提高政治地位了。
苏泽故意在奏疏中混淆了概念，支持商税的是京畿地区的工商新贵，比如南直隶的工商业主，就肯定不会支持征收商税的。
杨思忠突然想到了什么，苏泽的奏疏似乎也没有明确说明，要在哪里征收商税？
按理说，在北方最繁荣的京畿地区推动商税改革后，接下来不就是南直隶吗？
很显然苏泽并没有这个意思。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