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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