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汉军中人，尤其是如宗预、董允这样的衣冠士人，对丞相北伐前引羌人、鲜卑在北方为援之事是很有些疑虑与成见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鲜卑人自不必说，自桓帝时便已对幽并二州无岁不寇，无岁不略。
而羌人更是在凉州闹了百年羌乱，早就是大汉的心腹大患，好不容易安稳二十年，黄巾之乱时便又趁势再起。
“朕也确实未曾想到，巧夺街亭之功竟是羌胡出力最大。”刘禅也不得不叹。
把自己的屁股从封建帝王位子上挪开，换个角度看，所谓的百年羌乱不过是羌人的“有压迫就有反抗”罢了。
人家牧场被占了，想定居种田，又被那群因为“三互法”无奈来凉州做官的关东士族歧视性盘剥，完全没有人权，最后不得不联合所有被压迫的羌民起来反抗。
东汉皇帝看不见这些，只天天听中枢朝廷那群关东官员说，凉州羌民贪暴无度，其心必异，于是屡屡发兵征伐，就更激起羌民的剧烈反抗。
那群去凉州做官捞不到政治声望就只能捞钱的关东士族，私底下结成了剥削羌族联盟，你今年剥削完明年轮到我，大家都不要往外说，悄摸的干活。
加上他们又掌握话语权，于是在他们的渲染之下，几乎所有士人都觉得羌人贪暴好乱，本性如此。
而事实上，以刘禅多年得出的结论，若是多来点会干人事的官员怀柔百年，这群羌民大概早民族大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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