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零五分，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道缝。
东岭村张村长裹着蓝布棉袄挤了进来，后面跟着西岭村李村长，两人手里都攥着皱巴巴的烟盒——那是村民们凑的“谈判烟”，肖锋知道这个规矩。
烟盒上还沾着几根细碎的烟丝，像是被风吹散后又粘了回去。
接着进来的村民陆陆续续，有扛着锄头的老汉，有系着围裙的妇女，连放暑假的小学生都被奶奶拽着衣角跟了进来，会议室很快就坐得满满当当，暖气管发出“咕嘟”的响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咳嗽。
肖锋站到投影仪前，钢笔别在衬衫口袋里，笔帽磨秃的地方蹭着布料，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各位叔伯婶子，今天就两件事。”他按下遥控器，墙上投出红蓝相间的测绘图，“第一，孙工讲讲新界碑的坐标；第二，李公证说说这协议的法律效力。”
孙工扶了扶眼镜，指尖点在图上的红点处：“东岭村原界碑往南移两米，是因为1992年发大水，老河沟改道冲毁了半亩地，地契存根在县档案馆——”
他从测绘图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页，“这是1953年的土地清册，上面写着‘西至河沟石桩’，现在石桩还埋在东岭村后坡的老槐树下。”
底下传来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仿佛有人被针扎了一下。
东岭村王二柱突然站起来：“我家那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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