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重视理欲之辨，把理与欲截然对立，强调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譬如北宋程颐就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三》理也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并以此恪正己心，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
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说“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其释未精也”
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礼记》里面已有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倾向，但“断章取义——取自不要断章取义”还是经典的，《礼记》里还有句话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者说《礼记》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总之“理欲之辨”在先秦儒学里，是没有那么“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的，甚至到了汉唐，也是有“以理节欲”、“存理灭欲”、“理存于欲”三种见解并存，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西晋裴頠主张“欲不可绝”，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
实际上，是直到宋代，儒学迭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而是问的今日众人，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农人，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这些思想界、学术界的精英们，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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