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皇帝如果迟迟见不到变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对派对变法的不间断攻讦，很快就会立场动摇。
反对派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上百年来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须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就证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务求雷厉风行，需要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见影？
当然是国库里的钱！
所以“变法”就成了压指标，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让百姓强制向官府借青苗钱，还不上就卖儿鬻女，免役钱则成了另一份额外收的常赋。
而如果官员体恤百姓不肯这么做，面临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压下来的指标，丢官罢职滚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苏轼，在看到了变法在基层的走样后，也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抵触之情苏轼当然知道大宋该变法，可不该是这么变得。
“我大明当然要汲取王安石变法的这个教训。”朱棣拧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变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败吗？”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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