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因为施政对象不同形成的难易差异了。
官吏是有数的，南直隶加起来最多几千人规模的官和一万人出头的吏，所以即便官吏再不愿意，考成法也能硬推下去。
税制更化和摊役入亩，在鱼鳞册和黄册上，也是有数的，南直隶调整后的九个府，数百万人，都在“双册”上，困难一点，也能组织起来。
可是调整科举内容，宣传圣王之说，就涉及到无形的人心了。
施政对象压根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人们心中信念，这自然就比对付有形的个体难得多了。
可反过来讲，解缙说的也没错。
趁着如今朝廷中枢在南直隶权威极高，而且有了朱棣之前亲自率领大军扫荡江南的铺垫，不如先难后易！
最难的处理好了，还怕简单的处理不好吗？
朱高炽与解缙和杨士奇又聊了几句，此地终归是皇城，人多眼杂，所以也不好继续聊下去了。
三人寒暄几句，便走回去分别上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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