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山东的庄园体系之中,这些普通的底层百姓,除了极个别的有幸浮到水面上的人之外,大部分的底层百姓都是沉淀在表面之下的,无法以参与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他们只是国人,是天子与官吏治理下的百姓,是以种种前缀组构的各种民,如子民、臣民、黎民、草民、贱民,刁民……
但是偏偏华夏又是最早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的国家。
如果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仅仅是局限在孟子的理想之中,那么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民意、民心等词语,则是成为了历代皇帝和政治精英的关注重点,是任何王朝政治治理的重要约束。华夏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实践,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顺民意,得民心。
所以很明显,华夏是有对于民众或是子民的初步意识,但是这种意识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这个局限性倒不是说和西洋的公民有什么好坏之分,因为西方的公民和东方的子民是根本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概念,不能简单的相互比较评价好坏。
陈群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的体现者。
他看明白了大汉的崩塌,是世家的崩塌,他明白了大汉当下要重新回归秩序,只能靠更多的士族,而不是依靠某个单独的世家,所以陈群向曹操递上了考正制,在历史上也就是九品中正制,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曹操并没有有效的推动考正制。
陈群之前又借着魏延之事,向曹丕递送上了各地的奏章,原本的想法是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推动冀州士族的联合,将底层的士族巩固在考正制当中,让他们像是打怪升级一样自动自发的去寻找经验包,也就是贼寇和旱情。
但是很可惜……
曹丕不领情,或是根本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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