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是讲究流程，重规矩，也就是儒家经文之中的礼。
相互见面的问候，是一种礼，日常行为规范，也是一种礼，君王臣子之间的责任分配，同样也是一种礼。最早的礼，是一种知识，一种独属于士卿王侯才有的知识。小到衣食住行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好，大到遇到外交国邦事务要怎么处理等等，都是礼的范畴。
可是后来礼就被某些人利用起来，成为了欺压底层的工具，等到了底层反抗的时候，又将罪过责任什么的尽数推到了礼身上，表示打破了礼便是没有了压榨和剥削，没有了欺瞒和诓骗，可是实际上呢？
压榨和剥削，欺瞒和诓骗，并不是因为某个礼的消失而随之消失，而依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没有华夏的礼，可是一样有压榨和剥削，欺瞒和诓骗。所以，其实归根结底，不是礼好还是不好，也不是流程的什么问题，而是人。
人的问题。
而人的问题之中，大多数都由欲望所引发出来的问题。
斐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普通的民间纠纷，由当地的行政执法人员处理，而地方重大桉件以及地方官吏的罪责审核审判，则是由大理寺进行处理。
而在这个架构之中，大理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人的欲望不可能消除，即便是物理上的阉割的宦官，也同样有其他强烈的欲望，所以只能进行规范，而规范的过程则是需要更多更合理的律法和制度。而制定这些律法和制度的，又是必须要有合格的官吏，要有合格的官吏又必须要有更加广泛的人才挑选机制。对于现阶段来说，就是科举。
而科举出来的人员，未必能通律法，更多的是现学现用。因此大理寺的指导性判例，就非常重要了。至于想要像是后世一样有专门的学科培养专业人才，还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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