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界也是如此，通俗文学不如严肃文学，而严肃文学又不如国学。
如今陈凡在国内最顶级的历史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便代表他已经两只脚踏进了国学的圈子，加上徐教授的保驾护航，以后再有人介绍他时，作协江南省分会副主席的名头、就可以稍微往后靠一靠，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著名学者”。
将这篇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而不是江南大学自己的校刊《史学》，原因便在这里。
这也是陈凡看见论文作者名单之后，才明白的道理。
至于有没有可能也在《史学》上刊登？那只能说绝不可能。
论文不比文学作品，严禁一稿多投，之所以能同时刊登在《人民文学》和《历史研究》上，是因为这两个是不同领域的专业期刊，一个代表历史、一个代表文学。
这种打破常规的操作，代表了这篇论文的特殊性：以文物为切入点，兼具历史和文学研究性。
在当前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也算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论文前的评论中也写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两本期刊的主编，用这种方式宣布“新学派”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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